难得有心情在节日期间坐下来看书。买了不少书，可惜真正坐下来好好看的书不多。

有朋友指出我看书的特点，就是工具主义的，也就是什么书对自己有用才会去看，现在最畅销的也是这种书，如励志类的、管理类的，即便是国学这样的书，不装扮成有用的工具，恐怕也很难卖。

这样的情况，让真正的国学大师看了，估计会摇头。但是，有学者说了，中国人连信仰都是工具性的，比如佛教如果不能有求必应，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回去信。

这两天翻完了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最后39年》，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的。因为自己也是搞出版的，第一反映就是这本书怎么就会出来了呢？按照上海这边的出版纪律和一贯的态度，宁可错杀一千本书稿，也不会出闯红灯的书的，连黄灯区的书也不会碰。

不过比比梁漱溟的遭遇，实在让人有些汗颜。这老爷子顶撞毛，还三番两次惹祸，都是些杀头的罪啊。同时又佩服他命硬，乌七八糟的运动弄死了那么多文人，梁老爷子还过到了95岁，挺过了地狱般的日子。

在普通我辈眼中，梁漱溟的骨气比他的学问更有名。只是一位知识分子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骨气多少让人感到脊背发凉，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比如，出版界有多少书最后未能面世？有多少书面世后又被取缔？有多少编辑为了书而遭受重创？只有天知道。

刚干出版工作时，老编辑和总编一再教导，你做的这个口子的书是最敏感的，一定要注意政治问题，一定要敏感。只是七八年下来了，当我也开始带徒弟的时候，还是不清楚告诉他们：哪里是边界？

有幸与某某局的某某月评组的领导吃饭，当过干部的老同志。原本以为很保守，没想思想之开放远胜于他人，只是他可说，你不能讲而已。老同志白发苍苍，手持月评大权，日子很惬意啊。

当然，对强者来说，这种状况最好了。如同雅量风波后，梁漱溟几次写信给毛，解释自己并承认错误，希望求得理解和关系的修好，却一无回音，而政协的待遇没有改变。梁惴惴不安，如履薄冰，不正是某些人和机构期待的状况吗？

感受一下那种状况：头上有一把刀，你看不见、摸不着，不知何时、何处落下，你会这样选择？